新聞中心
News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經濟高速發展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。但“經濟發展了，環境污染了”，生態環境代價幾乎沒有被考慮，導致“環境無價、資源低價、商品高價”，資源被大量消耗，環境污染加劇，自然生態系統破壞嚴重。可以說，近3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“高污染、高排放、高能耗、低效率”的“黑色經濟”模式，是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模式的重演，包括耕地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已經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，如果控制不好，將嚴重拖中國經濟發展的后腿，甚至成為威脅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問題。唐朝大詩人杜甫曾感慨“國破山河在”，而今我們要感嘆“國在山河破”。在嚴酷的環境污染事實面前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“發展是硬道理”后的“軟”道理了。
隨著科技的發展，耕地污染問題遲早會解決的，科學會解決它所制造的問題。這是典型的唯技術論，是要不得的，在解決耕地污染問題上，我們不要迷信所謂的高科技，以為科技能解決所有問題，污染本身不就是科技的產物嗎?現在很多被證明是垃圾的科技在以前不也曾被捧上天嗎?靠技術來治理污染，或用一種技術替代另一種技術，將可能產生更多、更隱蔽、更難以治理的污染，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。十年前，農業部和科技部的官員就希望科學家們盡快拿出降解農膜的方案，篩選特殊的微生物來分解農膜。遺憾的是，雖不斷有人傳言研制出了可降解農膜，但令人興奮的消息不多。這里，主管官員和科學家們都犯了個常識性的錯誤——農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東西，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“吃”它們?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，讓老百姓停止使用農膜，從源頭控制白色污染呢?幾千年來，勤勞的祖先一直耕作在這片土地上，人與地相安無事，和諧共處，現代人引以為豪的化肥、農藥、農膜施用才幾十年，就讓寶貴的耕地得了這樣那樣的怪病，這不讓人深思嗎?
治理耕地污染遠遠超出了科技的范疇，既是科技，又不是科技。說它是，僅僅是個手段而已;說它不是，因為還需要有更宏觀的視野，最重要的是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何等重要，但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到集約型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我們已經喊了很多年，遺憾的是，效果有限，這必定是個漫長的過程。但在這個過程中，政府一定要走在前頭，不能指望全國各族人民都清醒了，老百姓都成了環保專家，政府再來推動——我們永遠等不到那一天。好在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，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。現在關鍵是要有行動，加快落實溫家寶總理提出的“三個轉變”：第一個轉變從重經濟增長、輕環境保護轉變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，從指導思想上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減少環境污染。第二個轉變從環境保護滯后經濟發展轉變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，改被動、事后、補救、消極環保，為主動、事前、預防、積極環保。第三個轉變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、經濟、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，適應新形勢，加快體制機制創新，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環境問題。
千呼萬喚的綠色GDP考核指標遲遲不能出臺，這會影響耕地污染的防治。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將綠色GDP納入官員考核指標。雖然綠色GDP在技術上還有很多難點沒有攻克，但是，綠色GDP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，不能等到綠色GDP完全成熟了才把它列為官員政績考核的一個指標。中國的許多問題是利益問題，官員的利益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是政績，過去強調GDP，官員就將環境問題放在次要的位置;如果國家下決心解決環境問題，就必須從考核官員的政績入手，而且越快越好，越徹底越好。
我們使用化肥、殺蟲劑、除草劑、農膜等現代技術和材料，雖然產量提高上去了，但土地卻在較短的時間內失去了高生產力，這種做法無異于殺雞取卵。耕地是農民的命根子，我們應當像保護眼睛那樣保護耕地。但現實卻與此相反，為了提高一點產量，鼓勵農民從眼前的短期利益考慮，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東西。比如農膜，其泛濫就是農業部和各級政府大力推廣的結果。為什么有人熱衷于推廣?因為里面有利益，簡單地說，現在是有項目就有利益。實際上，農膜增產后的利潤“大餅”被農膜推廣者、生產者、銷售者瓜分了，他們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農業增收帶來的那點可憐的利潤，農民得到的只是少部分(國家減免農業稅或糧食直補帶來的效益很快就被農資漲價所抵消了)，而耕地污染苦果卻讓農民來承擔。
其實，回歸傳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，使種地與養地走上良性發展軌道，現代科技千萬不能排斥和無視傳統。中國有句古話，叫“五谷豐登、六畜興旺”，對“六畜”我們重視得很不夠。“六畜”中的馬、牛、羊和一部分的豬是能夠吃草的，這個草就是秸桿。理論上，秸桿含有的熱量和營養與糧食不相上下，關鍵一環是通過牲畜轉換，即生態學上的初級生產和次級生產的鏈接。但現在僅利用了光合產物的不足一半(即糧食)，而光合產物的另一半(即秸桿)白白燒掉了，還污染了環境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中國畜牧的潛力在山東、河南、河北這樣的農業大省，而不是在內蒙古、新疆、西藏這些生態脆弱的地區。如2015年內蒙古畜牧業產值為1158億元，但國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費用幾百億，凈效益低;而同年山東省畜牧業產值為2500億。內蒙古畜牧業產值是在8666萬公頃草原上獲得的，山東是在760萬公頃耕地上獲得的，兩者相差10倍。其中，山東養殖的牛羊等食草動物主要利用的是秸稈，是農業廢棄物。所以，農村不是沒有產業經濟，而是空間很大，核心問題是在光合產物轉化上做文章，將動物生產加進去，增加單位農田的經濟產出。
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，工業化程度的提高，人們離土地似乎越來越遠，長期生活在鋼筋混凝土構筑的水泥森林里，對土地的關愛也就越來越少。由于長期不重視“三農”，結果是對農村、農業、農民的漠視導致了對耕地的漠視。我們可以看到，水污染、大氣污染的治理已經提到了應有的高度，但治理耕地污染可沒這么受“寵”，如同靠耕地生存的農民一樣，很少有人提及它。這是個要命的問題，但它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，涉及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轉變這個大問題。可以說，不重視“三農”就不可能重視耕地，不重視耕地自然也就不可能重視耕地污染，也就談不上治理了。好在這方面正在轉變，我們已經看到了希望。
發達國家在防治耕地污染方面是積累了一些成功經營的，這方面的例子很多，以美國為例，在美國，農藥與化肥的使用受到嚴格限制。美國采用農藥花肥總量控制、限量使用，嚴格控制施用劑量;同時，發展綜合性生物防治來代替農藥防治，提倡多施有機肥，少用化肥，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。與此同時，實施環境補償政策。在美國，只做到“誰污染、誰治理”還不夠，污染了還要付出“自愿”接受懲罰的代價，這就是實施環境補償項目。具體是指企業違規或違法后，在法定要求的糾正違規行為之外政府要求“自愿”執行的對環境有益的項目，以解決其違規行為造成的后果。環境補償項目構思于20世紀80年代，90年代以后全國實施，并穩步發展，該項目實施后，促進了環境的改善，既起到了“殺一儆百”的作用，又起到了變“不義之財”為“積德行善”之舉的雙重作用，可謂“一箭雙雕”。
保護耕地我們需要行動，但多年來我們對耕地數量重視有加，而耕地質量保護一直處在“冷宮”。耕地，只有數量與質量并重，糧食才能夠真正安全。所以，保護耕地，數量是硬道理，但其質量再也不能是“軟”道理了。
點擊咨詢
139-0135-7791
